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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周一，顾长宁没来上课。

    他的座位从早自习空到第一节课，又从第一节课空到课间操。我盯着他桌上那本没合上的数学课本，翻到的是昨天布置的习题页，笔迹停在第三题的解题步骤上，最后一个数字的尾巴拖得很长，像是写到一半忽然停下，然后再也没有拿起笔。

    “顾长宁今天请假了吗？”我问叶小禾。

    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空位，摇了摇头：“没听说。他以前也这样，有时候连着好几天不来，老师也不管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管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……”她咬了咬嘴唇，“因为没人管得了他。他不接电话，不回消息，班主任去过他家一次，回来以后就没再催过。”

    “他家在哪？”

    叶小禾愣了一下，从书包里翻出一本皱巴巴的班级通讯录，翻到最后一页递给我。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地址，字迹很淡，像是写了很久但从来没有人翻到过这里。

    我抄下地址，把通讯录还给她。

    “你要去找他？”她小声问。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他说过，不让人去他家的——”

    “他不是不让人去，”我把地址叠好塞进口袋，“他是不敢让别人看到他家什么样。”

    第四节课我没上。跟班长请了假，说肚子疼去医务室。班长看了我一眼，没多问，在请假条上签了字。我背着书包走出校门，按着通讯录上的地址往老城区走。那条路我周六走过一次，菜市场往左，穿过窄巷，经过一个废弃的修车铺，一直走到底。

    但我没走到菜市场。通讯录上的地址比菜市场还远。老城区最老的几栋居民楼挤在一片梧桐树后面，外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贴的白色瓷砖，现在大多已经开裂脱落，露出灰色的水泥底层。楼道里没有灯，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混合着煤气的味道。一楼楼梯口堆满了杂物，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靠在墙边，脚踏板已经掉了。

    三楼左手边。门没有关严，虚掩着，露出一条缝。我站在门口，手悬在门板上，没有敲。从门缝里可以看见一小块斑驳的水泥地面，一只倒扣的运动鞋，半张铺在地上的旧报纸。

    我推开门。屋子里很暗。窗帘拉得死死的，只有缝隙里漏进来一线苍白的日光。一张床，一张课桌，一个旧衣柜，四面墙皮剥落的白墙。课桌上堆满了书，不是教科书，是旧书店里论斤称的那种杂书，封面卷边，书脊断裂。桌角放着一个电热水壶，壶身已经发黄，插头搁在旁边没有插上。

    顾长宁躺在床上。脸烧得通红。

    我走到床边，低头看他。他额头全是汗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。嘴唇干裂，呼吸短而急促，像是每吸一口气都要用力。校服外套皱成一团扔在床尾，身上只穿了一件薄长袖，领口已经湿了一大片。他整个人蜷缩在毛巾被里，右手攥着被角，攥得指节发白。

    我在他床沿坐下来，伸手探他的额头。烫得像是把手贴在了暖气片上。

    “顾长宁。”

    他没反应。我又叫了一声，用手轻轻推他的肩膀。“你发烧了。烧了多久？”

    他眼睫动了动。嘴唇翕开一条缝，发出声音，但沙哑得几乎听不清。“你怎么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妈呢？”

    “进货。”他闭着眼睛，声音断断续续，“明天回来。不用管我，你回去上课。”

    我站起来环顾四周。课桌上除了书和电热水壶什么都没有。没有药，没有体温计，没有半杯凉水。他一个人躺在这里，烧成这个样子，连口水都喝不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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